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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第一状元县”是怎样炼成的?

2017-01-02 21:08:57 来源:  作者:
摘要: “洞房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”,是古代士子梦寐以求的两大幸事。乡试是学子踏入仕途、改变命运最关键的一次应试。因此,乡试“榜上有名”,成 为举人,对学子来

 “洞房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”,是古代士子梦寐以求的两大幸事。乡试是学子踏入仕途、改变命运最关键的一次应试。因此,乡试“榜上有名”,成 为举人,对学子来说,是人生中的特大喜事。同治十二年(1873)癸酉科江南乡试,应试者约两万人,中式者包括徽州府、太仓州在内的16府和10个州,共 180名。其中中式10名以上的州府有:徽州府16名,休宁县汪昌鼐名列第一;扬州府15名;常州府7名;安庆府20名;松江府11名。在这组数据里,令 人注目的是,古徽州一府六县中举者占癸酉科中举总人数的11%强,而其中休宁县又是一府六县中的佼佼者。休宁不仅有4人中举,占一府六县中举总人数的 25%,且摘取同治癸酉科乡试解元桂冠。在这里,人们可能要问:一个地处山区、面积不过2000平方公里、人口不及20万的休宁县,何以能在科场上获得如此殊荣?

“中国第一状元县”是怎样炼成的?

“中国第一状元县”是怎样炼成的?

在古徽州休宁,科举文化如此繁荣景象的出现,并非偶然。究其缘由,大致有三:

其 一,文风昌盛。徽州自古为华夏名区,文风昌盛,有“东南邹鲁”之誉。在徽州休宁,平民百姓普遍将“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作为头条家训;乃至“十户之 村,不废诵读”,已形成一种民间习俗;“深山茅屋书声琅,放下锄头赛诗章”,更是休宁徽式耕读文化的真实写照。读书与著书、刻书、藏书又密不可分。著书立 说,既是文风昌盛的标志,又是其载体。清代编纂《四库全书》,休宁县作者入选达73人(宋代程大昌等8人,元代陈栎等4人,明代程大位、程敏政等39人, 清代戴震等22人),收录其著述达187种。其中,收录思想家、考据学家戴震的著述多达20余种。在如此浓郁的学术氛围与文风盛行的风水宝地上,培育出乡 试夺魁的能人,实乃顺理成章之事。

其二,教育发达。在徽州,尤其在休宁,尊师重教,蔚然成风。私塾遍地,族学、社学 林立;书院众多,县学发达。据《休宁县志》载:“清末民初,私塾与新学并存。民国十八年(1929),全县有私塾306所,学生3740人。”“元 代,50家为一社,每社设一学;明代,县内有社学140所”。休宁县书院有官办,更有众多民办。据明弘治《徽州府记》记载,当时徽州有影响的22所书院 中,休宁占8所,高居六县之首。其中休宁的官办书院——还古书院,在明清时代与歙县的紫阳书院齐名,是一府六县中最负盛名的两大书院。县学是一种官办的初 级教育,是读书人进身的必要之阶。休宁学宫(又称儒学),建立于宋仁宗庆历年间(1041—1048),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废科举后,县学 停办。

其三,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。文风昌盛、教育发达,这只是适合人才产生的外部条件,但能否榜上有名,取得功名, 决定的因素是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对一个士子而言,中国的科举之路,既漫长而又艰辛。休宁人汪昌鼐取得同治癸酉科江南乡试第一名后,其后续的科举之路虽无据可考,且汪氏本人在休宁县志上也名不见经传,但他从一个童生考取生员(廪生),再经过无数的科考,直到34岁才取得举人功名,其科考之路充分表明:没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,莫说求得功名,更难想象能有摘取解元桂冠的荣耀。

自隋唐至清末1300余年的中国科举时代,徽州休宁学子在徽州文化领引下,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,取得举人功名者数以千计,走进紫禁城,摘取进士光环者,数以百计。其中,从宋嘉定至清光绪的600余年间, 休宁本籍与寄籍举子考中文武状元达19人之多(清代占14人)。由此,地处徽州的休宁县被世人誉为“中国第一状元县”。既然有清一代休宁县因能走出14位 状元而荣膺“中国第一状元县”之美誉,而此番由休宁士子摘取解元桂冠,实乃情理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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